两人谈的入巷，吕方细细询问昔日佛寺中的生意往来，没想到那范尼僧竟如数家珍，拿了些筷子折断了当做算筹，在桌上比划起来，从秋夏两税之时如何压价收谷到春荒时高价售卖，如何先赊售给蚕农们粮食材料，预先*将要产出的蚕丝，欠收时乘机侵吞蚕农的土地；如何在海边向盐户私自收盐而向内地偷偷贩运销售等等，听得吕方额头直冒黑线，这人原来剥削起农民兄弟来还真是连吃人不吐骨头，若是和吕方同在前世，定然混的比吕方好上百倍。
原来范尼僧的父亲空海方丈野心极大，自任灵隐寺的方丈十五年，苦心经营，通过生意往来控制了杭州周围的大小寺院的财政，逐渐渗透到了人事权，后来趁周宝征收度僧税钱的机会，不但中饱私囊，而且乘机扶植其他寺院中支持自己的一派上位，使得两浙许多寺院之中主持皆为自己亲信，更小心培养几个私生子，想将自己手中的基业传给他们，这范尼僧便是其中之一，却不喜佛法，却和那算盘、竹筹颇为有缘，整日里便是琢磨的便是收贷放账、银钱买卖。空海倒是豁达，反正这方丈位子只有一个，若兄弟中有一人精于理财，也是一番好事，于是便将寺中财务悉交与范尼僧，那日事变之时他正在外地查账，才没如同其余兄弟一般死于非命。
吕方听到这里，心中暗喜，他前世的所受的教育里面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、经济决定政治、军事不过是政治的一种事先手段等等话语已经是深入骨髓。然而他出身草根，身边多得是泥腿子、厮杀汉，现在没有地盘倒也罢了，眼看去了安仁义手下，一县之地是跑不掉的，至少是个百里侯，那手下定要一个班底来施政，这下天上掉下个范尼僧，吕方脸上没什么表现，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
那范尼僧平日里身边都是些舞刀弄枪的粗汉，那天组织石炮队才是第一份有“技术含量”的工作。今日与上司谈起理财方面的事情，那上司不但不恼，反而兴致盎然，不时说一句还颇有见地，将平日里许多想不通透的事情一举豁然开朗，只觉得遇到了平生知己，恨不得一下子将平生所学一股脑子倒了出来。两人唤来婢女，倒来清茶，细细谈论先前提到的两税发的事情，原来唐朝中叶以后，均田制已经破坏无遗，朝廷赋税紧缺，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。简单来说，租庸制对于农民来说有三项负担，租、庸、调，租是交公粮，因为根据井田制来说，有公田只说，后世假借公田租借给私人，政府收租，是以称为租，和授口分田相对应，一般来说一丁男有百亩交两石。而调就是根据所在地特产缴纳绢布或者麻布，一个人一年交绢布二丈、绵三两或者麻布二丈五尺、麻三斤。庸就是给官府免费服劳役，一般一个丁口一年20天，如果不干活就按照一天三尺绢布的价格收取工钱，庸就是工钱的意思。
本来这个税负不重，问题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，没有剩余土地来分给男丁了，可是这些税收是跟着人头跑的，就算实际户主的田地已经被其他人侵占，可税负还是在户主身上，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，加上免费劳役往往无度，而且轻重不均，劳役的地点也经常远离农民的住处，路途上的而时间花费比劳役本身还多，农民的负担日益沉重。
安史之乱之后，藩镇林立，朝廷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，可要花的钱越来越多，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，纷纷抛弃田宅，卖身到有权荫户免税的达官贵人家中，称为朝廷户口之外的荫户。朝廷税收日益窘迫，于是德宗皇帝年间，宰相杨炎改革税制为两税法，其核心内容为：“凡百役之费，一钱之敛，先度其数而赋于人，量出以制入。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；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、居人之税，秋夏两征之，俗有不便者正之。其租庸杂徭悉省。”翻译过来就是，首先制定预算，根据朝廷的支出来决定要收多少税。不管纳税人籍贯是哪里，现在住在哪里就按哪里收税，实际有多少财产、田地，便向田主收多少税，而不是根据原先书册里面所记录的丁口来收，对于商人也按照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来收税，以前的什么劳役、绢布等杂役全部取消，承认了普通百姓之间土地自由流通的现状，由于是在夏秋两季粮食收成的时候来收税，所以称为两税法。两税法在均田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的确让税收公平了些，但是两税法收的尺度是钱而不是粮食和布匹，所以农民在出售产品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受商人的盘剥，即使丰年也会出现“谷贱伤农”的状况，尤其唐德宗后出现了钱价上升的情况，无形之中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更加糟糕的是两税法一开始是归并了所有的其他杂税在一起，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朝廷的支出不断增加，不得不加税，新的苛捐杂税又冒出来了，无形之中又增加了农民的负担，所以主持两税法改革的杨炎的名声不是一般的臭，后来新唐书里面党争、小人之类的评价是和他形影不离，连从中占了不少便宜的范尼僧都对他颇有微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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