满心希望种下的西瓜，却没有想到收获的却是一颗畸形的豆子。卡在朱元璋的脖颈，使他不吐不快。原来，这种事情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接下来，朱元璋又为孙儿讲述了几个看似啼笑皆非，但又无可奈何的案例。
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的一亩二分地，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。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，结果，金方“响应”皇帝的号召，把潘俊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，还勒索他黄牛一头、肥猪一口。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、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，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。
乌程县百姓余仁，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。水灾期间，游茂玉同情余仁生活困顿，借给他许多米粮。事后，余仁非但不想着还粮，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，跑到游茂玉家里打、砸、抢。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，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“害民豪强”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。
但金方和余仁的运气不太好，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识破了，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、全家流放的下场。
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，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。遇到有什么事情要差遣百姓，只允许拿衙役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；如果传唤了三次，百姓还不来，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。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，故意下乡扰民，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！
然而就因为这一条，太康县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，不服从差牌召唤，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，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，类似的事情，还有刁民刘以能，不但三次发牌不到，居然还鼓动群众，将送差牌下乡的衙役绑起来，当作‘害民豪强’押解到京城。
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。他信任群众，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，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、胥吏，成了刁民。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，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；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，又为官吏们的贪污腐败大开方便之门。
沈显等四人的案件，又触动了老朱的心事，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为孙儿讲解着自己心里的不愉，朱允炆才发现，从神坛上跌下的老朱，此时变的如同乡下歉收的老农一样，不断的诉说自己辛苦的付出却得到了不应该的回报。
心下不由恻然，这种问题，就算是在七百年之后的全球，也是一个十分令人头痛的问题，不知道老朱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追求。这样还是在专制之下的产物，要是自己盲目实行民主，那么再出现此类的情况，不是要懊悔的一头撞死在豆腐上？
想透了这一条，对于今后将要实行的做法又坚定了一些心思，不过此刻看到朱元璋这么伤心，心里也不禁有些难过，觉得对面的这个老人有点太苛责自己了，于是走上前去，用手抚在朱元璋的背心上，轻轻的安慰着。
谁知手触及所处，顿时觉得有些不对，仔细看向朱元璋时，却发现其双目发赤，两颊泛红，呼吸急促、浑身好像都在颤抖一样。
大吃一惊，手不由自主的伸向朱元璋的额头，手掌立即传来滚烫的感觉。忙转向德阳喊道：“快传御医过来，皇祖父发烧了！”
朱元璋回过神来，伸手打掉朱允炆的手，涨红的脸庞出现一种粉红，站起身，对就要出去的德阳道：“回宫！！”
德阳不敢违拗，他跟随朱元璋多年，甚至这个主子的性格极是要强，虽然年迈也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，在孙儿面前本来想借此教导一下朱允炆从政经验，谁知道却看到自己失败的一面，一时有些丢不下颜面，所以就算有病也不愿意再这个地方显露出来。
于是，朱元璋在德阳的陪同下，回宫歇息。朱允炆再也没有了看热闹的心情，回到文华殿，就迫不及待的将杨杰唤到里面，仔细的问其中的缘由。
杨杰讲解道：大明的衙门基本依据蒙元制，有“三班六房”，所谓“三班”，即负责缉捕罪犯、看守牢狱、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、皂、壮三班；所谓“六房”，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房。三班里设有衙役，六房则由胥吏负责。
但是蒙古人占领中原，与汉人风俗、语言各异，又不通文墨，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。以至于在相当的程度下，蒙元的各地政务把持在胥吏手里。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，竟然丧失殆尽！
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，地位甚低，甚或毫无地位，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。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，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，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。
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、蒙蔽、行诈、勾结等技巧，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，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，他们遂能够蒙蔽、妨碍、误导，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。
然而大明建朝后，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，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，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，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。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，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。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，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，就把各自的上级，也就是当地的县官，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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