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，根据墨菲定律我们知道，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，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，它总会发生。
两税法的初衷是好的，就像王安石变法一样，初衷是好的，也是为天下的百姓谋利，为朝廷增加税收，但是一旦执行起来，就又是另一回事情了。
首先，我们来分析一下两税法的实施过程，便会发现其中的问题。
第一，唐朝政府征税是以州县为单位，而在制定税额时没有考虑到农民的承受能力，而是按照改革前大历年间征税最高的那一年为定额，给各州下达的指标，这样一来，税额较高，百姓很难完成。而且各州赋税不统一，有轻有重，显失公允。
第二，钱贵物轻，百姓受苦。晚唐时期，铜钱在流通领域中越来越少，民间有人私自将铜钱融化铸成铜器，可获五倍的利润。这就造成铜钱大幅度升值。但官府征税的时候收的是铜钱，农民只有将货物低价卖出换成铜钱，交给朝廷，在其中交易的环节中，损失惨重。
第三，两税法征税不管灾年丰年，税额不变。封建社会天灾人祸时有发生，穷苦农民抗风险能力弱，好年景还好些，一旦遇见灾年，颗粒无收，但税额却不变，百姓没有办法，只有破产完税。若是连破产都无力完税，只有靠背井离乡，来逃避税款了。
第四，摊逃成风，逼人出走。按两税法制，每州、县、乡完税额应是一个常数，这个数额是不能变的，如果一家出走，这一家的税额就要落在邻里税户上。比方说一乡十户人家，共收十贯，每户需交一贯钱。如是跑了一家，这家的税款就要由其余九家均摊，这还好些。但若是赶上荒年，跑了五家，剩下的每家就需交纳两贯，税额翻倍。若是跑了九家，剩下的那户就要交足十贯，这样一来想不跑都不行了。
第五，苛捐杂税，层出不穷。唐朝政府表面上明令宣布“除两税外辄率一钱，以枉法论”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。懿宗、僖宗这般穷奢极欲，钱从哪来？不全是取自于民脂民膏嘛！所谓上行下效，他们不顾百姓死活，下层官吏欺榨起百姓来就更加的肆无忌惮。
晚唐时，除两税之外，各种税赋多如牛毛，有盐税、铁税、牛税、马税、桑税、蚕税、鱼税、鸡税等等，不可胜数。江南某地更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新税“双黄蛋税”，也就是鸡要是生出了双黄蛋都要交税，这可叫老百姓如何生活？
中国的老百姓，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管理的，只要有口饭吃，就不会去闹事。可是到了懿宗、僖宗年间，却是实在是活不下去了。咸通十四年（873年）七月，关东、河南大水。同年，关东又大旱。
乾符元年（874年）庞勋余党在徐州起事，南诏、回纥、党项又纷纷侵扰边境。
乾符二年（875年），也就是黄巢起事这一年，关东河南又是大旱，大旱之后又闹蝗灾。
本来一个国家遇到了这样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，执政者如果稍微有点头脑也应该想到民生艰难，百姓疾苦，多少也应该稍微的作养一下了。可是再看一下晚唐的政府又是如何爱惜百姓的？
咸通十四年的懿宗，正在一味的佞佛，倾举国之力恭迎佛骨，把国库花了个底朝天，也不肯拿出一分一毫施舍百姓。结果他当年就两腿一蹬，死了个干净。
僖宗上台后，有朝臣上奏要求减免灾区赋税，僖宗倒是也批了，但批是批了，却不过是一纸空文，有关部门拒不执行，僖宗本身就是个花钱的主儿，真要收不上税僖宗花什么？所以稀里糊涂的就不了了之了。只苦了那些穷苦的百姓，因庄稼绝收，赋税又不肯减免，只好跑出去逃荒逃税，成了流民。
可是大灾之下，赤地千里，实际上连饭也没处去讨。所以年老体衰的无处可去，只好“坐守乡闾，待尽沟壑”，而那些身强力壮者，便啸聚山林，最后都成了‘革命’的种子、火种。
而像什么‘易子相食’之类的，在当时绝不算什么新鲜事，常有路人走着走着走不动了，一跤跌下去，旁边就有人围了上来，等他一断气就给吃了，要是碰见性子急的，没等那人咽气就已经开始吃上了，想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。
另外说一句，晚唐时期，人吃人这种现象规模之大，数量之多，从古至今都是绝无仅有，比较起来，就连非洲那些食人族都是小儿科了，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这时候还不过刚刚开始，到了后来，更创造性的发明了“腌尸”、“人肉工厂”这种新鲜吃法，其作俑者简直就是禽兽不如，这里暂且不表。
再说王仙芝和黄巢的草军，由于以宦官田令孜和宰相卢携为首的当权派抱有侥幸心理，幻想着单凭地方之力便能将草军平息，在朝中一味遮掩，坐失围剿良机，使草军得以迅速壮大。
在此期间，草军相继攻克了濮州、曹州，并打败了天平节度使薛崇，声势越来越大。而在乾符二年四月，浙西地区也爆发了以王郢为首的由兵变转成的大规模农民起义，与草军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。这样一来，田令孜和卢携再也掩盖不住了，只好在乾符二年十月将王仙芝、黄巢起义之事正式上奏给僖宗，这以后是后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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