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府官吏的设置和州县官吏的设置让李烨身边的人都大感失望，官员的人数还不到三十人，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国家公务员，这不是以前的小吏吗？这样的职务还是人打心里瞧不起，没有多少人愿意进入这样的位子。
和李烨周围人的失落和沮丧想比，公务员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就高的多，大批从学校中毕业的学生，通过考试加入了公务员的行列，毕竟公务员也有上升的通道。
就算那些逃难到辽东半岛来的大唐举子，也不可能直接为官，也是要进入公务员的行列进行锻炼，最后还是要参加内部的考试，才能从一个小公务员晋升到上层官员的行列。
在一个县里，只有县令、县丞和县尉才是官，其他的都是小吏，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主要是因为官和吏之间的巨大差别，但是这种差别在辽东半岛却不存在，虽然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点的存在，但是李烨的宣传在底层百姓心里已经打下了烙印，小吏也是官，是最小的小官，和官没有任何区别，而且小吏是长期的，官却不可能是长期的。
官员的选举制度还在完善之中，现在不可能进行官员的选举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户籍制度还没有完善，现在辽东半岛百姓的流动性、变动性太大，根本没有办法来统计当地人口的数量，没有办法进行选举。
随着夷洲的开发，迁移到辽东半岛的流民也越来越少，大规模的迁移已经不可能发生，到了开始完善辽东半岛户籍制度的时候了。
传统户籍制度是与土地直接联系的，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。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，至秦代初具规模。此后，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，到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。从商代的“登人”到汉代的“编户齐民”，再到宋代的“保甲制”，展现了中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发达。
古代历代政府用以稽查户口、征收赋税、调派徭役、维护统治秩序的制度。户籍是登记、管理人户的册籍，亦称籍帐。
户籍起源很早。春秋时发展为书社制度，二十五家为社，“社之户口书于版图”，版即户籍。战国时，强国“少料其民”，并实行上计制度，地方长官每年要将境内户口登记状况和赋税收入预算呈报国君。秦国商鞅变法后，严格户籍管理，又将之与军事编组相结合，五家为保，十家为连，行“什伍连坐法”。
秦统一后，使黔首自实田，遂系田亩于户籍。汉代定户律，各地八月“案户比民”，将各户占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记入户口登记册内，作为征收人口税和分派兵役、力役的依据。户籍这时是人口、土地、赋役三种册籍的合一。汉户籍三年一造，谓之“大比”，并三年上计一次；每年征赋前的校核谓之“小案比”，属经常性登记统计。
唐代也是三年一造户籍。由民户自己申报户口、田地，记入“手实”；里正据手实造籍。官员按各户资产多寡、丁口强弱量定户等（户分九等），据以征收户税。上计已改为一年一次，两次造籍中间年份按各年呈报的手实注于籍册，相当于异动登记。又为防止低报丁龄、伪报病老等，由官员检阅人丁形貌，称“团貌”（三百家为一团），户籍制度趋于完备。
在封建社会前期，依附农制盛行，世族、豪强与国家争夺农民，荫庇丁口，户籍制度并未能顺利执行。而役重于赋，以及课人口税，亦造成人民流亡，使户籍失实。后期，赋役征课渐从以人丁为主转为以田亩为主，分租制下的佃户减免直接负担，客户入籍为户籍制度注入了新的内容。但地方官为了保留地方财力和层层贪污自肥，也多方隐瞒户口，假报名姓。
如明代上报户籍用黄册，许多州县征收税粮则用白册（亦称实征册），两不相符；一些胥吏手中又自有私册，乃至州县长官亦不能过问。清初之丁册，只是当差人数，实际丁口数并不只此。摊丁入地以后，户籍与赋役完全脱钩，登记的户口才比较接近实际。但又因保甲制度本身流弊，以及失去征课作用后官吏更自因循，仍难精确。
敬翔对于李烨想建立户籍的政策非常的支持，建议采用唐后期的造籍制度，进行统计辽东半岛上的人口，然后进行管理。
李烨全盘废除了古代的户籍制度，推出一套全新的户籍制度，这种类似于近代的户籍制度，以每一个普通百姓为基础，所谓的以户、以家庭、以家族为单位的制度一概废除，就算是一个奴隶也需要申请自己的户籍。
新的户籍制度更像一本个人护照，从一个孩子的出身开始，一直到死亡，这本护照就是这个人唯一的身份证明。没有所谓的路引、劳役等等，户籍本跟每一个百姓的档案相联系，每一个百姓都可以在辽东半岛所有的州县中自由的迁徙居住，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在本地和当地的民政部门办理登记。
新户籍制度的建立可以加速人口的流动和人力资源的分配，废除劳役制度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，百姓不需要自己亲自服劳役，辽东半岛上所有的建设都是官府进行招标，承包商贾招募工匠来完成，不会出现种地的农民去盖房子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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