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下元道走后，罗海和梁少杰也起身告辞，房间里就剩下李云天和雷婷两人。
“大哥，你是想让那个山下元道帮你到南洋做生意？”雷婷快步走过去关上房间的门，饶有兴致地问向了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喝着热水的李云天。
“此人有两船货物，又能从海盗的手中逃脱，想必也是一个人物。”
李云天微微一笑，放下手中的茶杯后说道，“大哥需要他这种熟悉南洋诸国形势的人来与那些国家做生意，朝廷主导的商贸以宣示恩威为主，得利的是那些前来朝贡的国家，亏的则是我大明的国库。”
自从洪武帝下了海禁令后，大明与海外的贸易实行的就是“朝贡贸易”，即明朝与海外诸国进行进贡和回赐的贸易。
洪武四年，明太祖将安南、占城、高丽、暹罗、琉球、苏门答腊、爪哇、湓亨、白花、三弗齐、渤泥以及其他西洋、南洋等国定为“不征之国”，确立了大明的实际控制范围。
与此同时，洪武帝还确定了“厚往薄来”的朝贡原则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朝贡体系，在这个体制中大明是中央政权，各朝贡国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。
所谓厚往薄来，意思就是海外诸国给大明进贡少量的贡品，而大明赏赐的物品却非常丰厚。
朝贡贸易的出现，其政治目的远远大于经济目的，当时正值大明王朝建立，经济逐渐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，国势蒸蒸日上，因此愿意与海外各国遣使通好，壮大国威，同时确定大明的势力范围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古代历史上，国家是否是盛世的重要标准就是“四海仰慕，遣使来朝”，也就是“威德遐被，四方宾服”。
因此，为了吸引海外诸国遣使前来朝贡，洪武帝、建文帝、永乐帝、洪熙帝和宣德帝都实行乐厚待海外诸国贡船的“优值”及“免税”政策。
大明的朝廷不但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金钱接待那些外国贡使，而且还对他们带来的贡品本着“薄来厚往”的原则回赠价值更高的礼品，例如锦缎纱罗、金银、瓷器和茶叶等等。
而且，对外国贡使使团所带来的贸易商品，虽然按照惯例有抽分，但通常皇帝都会下特旨进行御免，并由官府出高价收购大部分。
洪武二年，朝廷规定“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，官抽六分，给价偿之，仍免其税”。
永乐初的时候，有西洋数国遣使来朝贡，带有胡椒希望与大明互市，户部的官员向永乐帝请旨征胡椒的税收，但被永乐帝拒绝，下诏道：“商税者，国家抑逐末之民，岂以为利？今夷人慕义远来，乃侵其利，所得几何，而亏辱大体多矣”。
意思很简单，那就是大明的对外贸易不是以征税为目的，要厚待那些从远方不辞辛苦前来朝贡的贡使，从中征税的话根本得不到多少钱，反而有辱大明的声威。
如此一来，大明在朝贡贸易中就承担了巨大的财政负担。
按照朝廷的规定，各国贡使前来朝贡时，不仅市舶司和进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、护送，而且到了京师后的接待及赏赐也花费甚巨。
在郑和下西洋以后，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的人数大量增加，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，显得应接不暇。
为了减轻财政负担，同时也是避免鱼目混珠，被那些贪图利益之徒钻空子，冒名贡使前来大明捞取好处，永乐帝逐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，颁给“勘合”，也就是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的凭证，没有勘合的海外船只不许进入港口。
后来又对贡期、贡船数目、随船人数、进境路线和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规定。
例如：日本定例10年一贡，入浙江宁波港，人毋过300，舟毋过3艘；琉球入福建泉州港，2年一贡，人毋过100；占城国、真腊、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，3年一贡，人毋过100。
永乐帝时，随着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，以及大明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，朝贡体系达到了它的巅峰。
在大明强大陆海军的“威逼”和厚往薄来政策的“利诱”下，向大明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。
与此同时，日本对琉球、朝鲜，朝鲜对女真族，安南对占城、南掌等国，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，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体系。
在李云天看来，大明所实行的朝贡贸易虽说宣示恩威，但是却有着三个无法忽略的弊端。
一，由于朝贡贸易采用厚往薄来的原则，导致了大明财政承担了巨大的负担；
二，由于朝贡贸易主要是宣示大明的恩威，因此影响了大明正常海外贸易的发展，使得大明逐渐失去了自唐宋以来海外贸易的优势地位；
三，由于朝贡贸易是大明唯一的海外贸易途径，使得沿海百姓生活困顿，导致走私频繁，海盗猖獗，影响了社会的安定。
归根结底，大明并没有真正地把朝贡贸易当做一种贸易手段，对大明来说除了维持宗主国的威严外就是耗费国库的资金，导致大明黄金白银大量外流，既是百姓们的一种负担，同时也不利于大明经济的长远发展。
故而，李云天这才趁着交趾叛乱的机会，从宣德帝那里请来了恩旨，打着讲武堂的旗号以官方的名义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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