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剑秋、郑翼之、梁炎卿三人都是原来天津著名的买办商人，在穿越者未登陆之前，都是天津商界里都是风云人物，也是以前的赵维忠需要仰视的人物。而多年从事中国本土与洋商之间的中间人角色，让三人不仅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，同时在外国商人和中国本土，由其是在河北、山西地区，都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。
华东政府虽然占据了天津，但对三人的商业经营却并无太大的影响成立以后，反到是由于华东政府重视发展工业、经济，需要大量的原料、物资供应，而三人在这方面有很多门路，因此华东政府和三人有密切的商业来往，由其是在早期，与三人的合作量比重很大，而因赵维忠和三人相识，于是主要是由赵维忠负责和三人联络，洽谈。
后来随着华东政府的实力扩大，三人和华东政府的商业合作比重在下降，但绝对量却大幅增加，而且华东政府的工业发展后，也开始向中国社会提供消费品，三人不仅向华东政府输入物资，同时也将华东政府生产的工业产品销售到河北、山西等地。这几年里互相都合作的不错。三人的资产都大幅增加。
而由于华东政府备战远东战争，所需的物资大增，三人眼前机会到来，于是在2年前，三人联合了30余名河北、山西商人，成立了昌和商会，这样不仅可以更好的与华东政府合作，而且也提升了自己的层次。
本来双方就这样像可以合作相当长的时间，并且实现双赢，但在普茨茅斯谈判破裂之后，英法二国决定出兵参战，并且为了削弱华东政府的实力，要求本国在中国的商人从经济层上打去华东政府，停止或减少和华东政府的贸易来往。
三人和英法两国的商人都有密切的来往，又与华东政府有较大的商贸来往，因此也是英法两国重点拉陇的人员。一方面以中断与三人的生意来往为威胁；另一方面又许下了一些利益好处，对三人进行威逼利诱，承诺击败华东政府之后，让昌和商会做天津的总代理，要求昌和商会终止与华东政府的贸易往来。
而三人一方面是迫与英法两国的胁迫压力，另一方面，由于三人与英法两国商人交往甚多，因此对世界也有一定的认知，深知英法两国的实力强大，不过三人的眼界毕竞只能局限在中国地区，顶多也扰包括周边的朝鲜、日本等，因此对世界大势的格局认知并不够，于是对时局也产生了错误的判断，认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，由于英法两国参战，华东政府的赢面微乎其微，反到是输的可能性极大，甚致灭亡的机率也不小。
当然在台湾海峡海战之前，类似于曹剑秋、郑翼之、梁炎卿三人这样想法的人确实有不少，毕竟自从鸦片战争以来，己有近70年，清廷对外几乎无一胜绩，尽管华东政府成立以后，打了不少胜仗，但也缺少有含金量的胜利，八国联军的名头虽大，但各国总计出兵也不过4、5万，而且除日、俄两国之外，其他国家基本都是从殖民地派兵，而爪哇护侨打的小国荷兰，可以夸耀但不足以自强；远东战争虽然打得日、俄两国落花流水，但毕竟是以逸待劳，也不足服众，因此华东政府确实没有什么真正拿得出手的战绩。而英法两国是世界公认的首强与次强，这次又派来规模庞大的舰队，声势浩大，在正常情况下，确实让人难以看好华东政府。而能够让人选择继续支持华东政府的，除了己和华东政府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之外，就是持着家国情怀，朴素爱国观念的中国人。
如果说曹剑秋、郑翼之、梁炎卿三人不爱国，也不尽全对，但三人显然是更自己的个人利益，再加上英法两国开出的条件也确实相当诱人，三人终于决定操纵商会，和华东政府进行全面切割，中断了一切和华东政府的商业来往，有几批物资都已收下定金，准备发货了，结果三人不仅扣货不发，连定金也不退还了。
而赵维忠也曾找三人理论过两次，劝三人不要把事做得太绝，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最好是只削减和华东政府的贸易量，但不要全部断绝，不妨瞒着洋人，和华东政府保持一定的贸易来往，这样对洋人也有交待，对华东政府也留下了挽回的余地，以三人现在的能量，在短时间内是可以这样操作的。
但三人这时都认定华东政府必败，也被英法两国天津的总代理的承诺冲昏了头脑，一时也是利令智昏，因此态度都十分坚决，而且三人心里对赵维忠也颇有羡慕嫉妒恨的感情，因为在庚子国变前，赵维忠在三人眼里不过是一只蝼蚁，而赵維忠搭上海外华人这跟线，几年的功夫就凌架到三人之上了，三人的心里当然不爽，而现在既然决定切割，负面情绪顿时全爆发，对赵维忠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话，反到出言讥讽赵维忠，说海外华人己经不可长久，可笑赵維忠还不自知，还以为可以抱着海外华人的大腿，不如求自己替其在洋人面前美言几句，也好保命之类。
其实当时赵維忠对华东政府能否战胜远征军，心里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过他毕竟和华东政府的关系密切，发现所有海外华人都十分镇定，言语之间似乎对远征军都不屑一顾，如果只是少数人，还可以说是故作姿态，但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，那就不像是做假了；另外他是华东政府深度捆绑在一起，可不像曹剑秋、郑翼之、梁炎卿三人这么容易切割得开的。结果和三人不欢而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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