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立建议在收复东平、任城后，回击济北黄巾，迫使其北入济南、或西入泰山，以增加徐州的压力，从而转变徐、兖的攻守之势。
单从战术来讲，这是一个好的主意，但从战略的角度出发，曹操对此不太认同。
曹操很清楚，欲在乱世称雄，兵民乃是根本，济北黄巾人多势众，有能战的老卒、有壮劳力，虽是“流寇”，然他们抄掠已久，亦有不少的耕牛、农具等物，车甲钱粮更多，如能得为己用，他的实力必将会上到一个新的台阶，由此得到的好处又岂是仅将之逐入济南、泰山可比？
公孙瓒是怎么发家的？渤海郡东光南一战，他两破黄巾，前后获生口十余万，辎重何止数万辆？兵甲财物不可胜算。由是，他一下就拥有了在短期内“强可敌州”的雄厚实力。
当然，黄巾势众，要想把他们吃下，前提是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，否则，只能会是被反咬一口，得不偿失。相比公孙瓒，曹操部队的战斗力或不及，但曹操认为他有自己的优势存在。
曹操的优势，在於他以及他的家族与黄老道间的关系，或可言之，在於他是“道教中人”。
曹家是宦官家族，与经学传家的士人家族不同，士人家族重的是儒学，最多了，儒法兼习，通常家风谨严，凭名节立世，而宦官家族重的是文辞，家风往往轻佻，依靠的是天子的宠爱而得富贵，因而会迎合天子的喜好，曹操的祖父曹腾历事安、顺、冲、桓四帝，这几个皇帝多信奉黄老，桓帝还祀黄老於北宫的濯龙祠中，曹腾於是深受影响，也是黄老道的信仰者。
桓帝之后，灵帝亦信奉黄老。
曹操的父亲曹嵩，本就因为曹腾的关系也信奉黄老，灵帝既然也是信奉者，那么曹嵩自然就更不会放弃这个信仰，曹操从小耳闻目濡，对黄老道也是颇为相信。
事实上，本朝中叶以来，信奉黄老道早已是社会气象，不止下层，上层信奉者也很多。
太平道信奉的《太平经》，反映的就是黄老道的思想，张角创立太平道前就曾是黄老道的忠实信徒，二者实为一脉相承，有极大的共同点，顺帝年间，还有道士献《太平经》给天子。太平道起事前，赵忠、张让都与张角等太平道的首领们有来往，中常侍封谞、徐奉等还甘愿做他们起事的内应，由此可见黄老道、太平道对上层，尤其是宦官们的影响之深。
也正因此，因曹操家族接连三代信奉黄老道的事实，辅以他在济南相任上破除淫祠、毁坏神坛的举动，在原本历史中，他才会於征剿青州黄巾时，被青州黄巾认为“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”，认为他好像是明白太平道的教义为何，并似乎是身体力行。
这，就是曹操相比公孙瓒的优势所在。
公孙瓒能够以武力破、降黄巾军，曹操则能够以“同道”为召，减少黄巾军的抵触和反抗。
当今之时，能够主动、清醒地认识到可以从宗教入手，不单纯只是使用武力，而可兼用宗教、信仰的手段迂回招降黄巾军的，到目前为止，只有两人而已。
一个是荀贞，一个是曹操。
荀贞是因为有后世的见识，元末红巾军起义，朱元璋侧身其间，借以其势，遂肇大业，荀贞受此启发，前时乃有压制浮屠，禁汉人出家的政令，以图可得到太平道一定程度上的接受。
曹操，则全是因为他本人的眼光见识，而所以想到了这一点。
中平元年，黄巾起义爆发，到现在已经九年了，张角兄弟早就身死，最早起事的那些渠帅们也各早亡，前前后后死在汉军手上、或於颠沛流离中饿死、冻死的太平道众不下百万，而如今的青兖之地，却仍有黄巾百万，杀之不绝，此起彼伏，固是有汉室腐败黑暗之因，却也可以此而知太平道在民间的普及程度有多广泛，利用宗教的手段招降他们，不但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提高本身的实力，并且从某种程度而言之，长远来看，这也是借势得拥民心的一种办法。
虽是不赞同程立话中的这一点，曹操没有当面提出。
说到底，尽管对程立、陈宫两人，曹操外在的表现都很亲近，让人觉得他是赤心以待，但也只是表现而已，用人的手段罢了，论及真正的信任，他两人都不如鲍信在曹操心目中的地位，陈宫比不上，程立也比不上。
这不能说是多疑，而是基於事实的谨慎。
首先，曹操与鲍信相识得时间长，知其忠义的秉性；其次，鲍信一贯的表现在那儿放着；其三，他和鲍信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两人才是彼此可托心腹。
曹操心道：“待与允诚相见，我可与他细议此点。”
至此，综合鲍信、陈宫、程立以及曹操自己的观点，曹操定下了夺兖及夺兖后的谋划布局。
简言之，可概括为：杀刘岱，连张邈，倚袁绍之势，得牧兖州，然后诈击济北，先复东平、任城，继收黄巾为用，扩充实力，之后，再观望形势的发展，与徐州抗衡，伺机拓地。
曹操在东郡困顿已久，怀着将要大展手脚的渴望和杀刘将行前的压力，他辞别程立，从程家出来，请相送的程立回去，翻身上马，带着从卫们返往府邸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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