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杨逸在宝文阁里提出的无非两点。一是立即把重心从打击政敌转移到推行新政上来；第二点，对旧党区别对待，对司马光此类罪魁祸首要严厉打击，绝不手软。而对范仁纯、苏轼之类有希望争取、更值得争取的旧党大臣要尽量争取，减少新政施行的阻力。
范仁纯和苏轼都是名望满天下的人物，哪怕他们不全然认同新政，只要他们有限度的支持，也能带动无数的守旧派倒戈，至少他们的抵触情绪不会那么激烈了。
原来的历史上，章惇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失败，他们确实是进行了无差别打击，旧党的头头脑脑几乎全被贬谪至死，苏轼没死，也是到赵佶登基后，才得以从海南岛回来。
或许他们不是不知道打击、分化、拉拢这一系列手段，他们只是在仇恨中迷失了自己。
爱可以让人疯狂，恨也能让人失去理智。
现在杨逸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，提出了另一种方案，且有理有据，赵煦听后立即心动了，连章惇也沉默不语，凭心而论，若是以新政为主旨，杨逸提出的这个方案无疑比全面打击要好得多，对新政有利得多！
但显然，要说服张商英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杨逸说得再好，他们还是态度鲜明、强烈反对，或许在他们看来，现在的清算才只是一个开始，连本金都没收回，更别提九年的利息了。
这些人的情绪必须要照顾，将心比心，若是换了自己受了九年的冤屈，一朝翻身时，想立即忘记所受的苦楚和冤屈也是不可能的，毕竟人生没有多少个九年，而他们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政、被无情的毁掉更是让人心痛，杨逸也没打算一次说服他们，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！
其实杨逸明白，理智上张商英他们已经认同了他的策略，只是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而已，否则他们现在对自己的态度就不只是激烈反对，必定是无比仇视，斥之为叛徒了！
杨逸看到了这一点，没有一味的和他们争辩，赵煦也看到了这一点，虽然心动但没有立即行动，一切需要时间来调和！
对旧党是否区别对待这事一时争持不下，但在尽快恢复新政这一点上，大家倒没什么异议，因为新政就是新党的旗帜，旗帜不树起来，大家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和大义。
第二天，由翰林大学士曾布上书，请复免行钱、保甲法，罢十科举士法，令进士专习经义，解除王氏字说禁令。
赵煦用宝，令行天下。
复新法早在天下人的意料之中，这不奇怪，但令人疑惑的是，作为王安石变法中最核心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却不见动静。
宝文阁里，包括杨逸这个新鲜出炉的‘奸臣’在内，一众‘大奸臣’已经连续进行了十天会议，而赵煦这个‘昏君’不顾病体未愈，每天几个时辰的会议总是坚持到最后，就连蔡卞也暂时放下《神宗实录》的编撰工作，加入到这次重要的议题中来，苏颂是唯一一个不属于新党而有幸参加宝文阁会议的大臣。
杨逸这些天成了绝对的主角，因为议题正是他提出的统一赋役，将赋役归于地，计亩征收，把力役改为雇役，由官府统一从税赋中抽银雇人代役，限制苛扰，使赋税趋于稳定。
这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策论，有感于赵煦与章惇、张商英等人的强悍，杨逸再次抛出了‘官绅一体纳粮’的补充议案。可以说，这六个字才是核心，才是解决土地越来越集中，朝廷税赋越来越少的有效办法。
这一条推出，必将引来天下官绅的强力反对，要想施行下去，必须得有一个性格坚韧的皇帝、行事彪悍的首相，还有一群为新政锲而不舍的大臣，这样才有可能将政令始终如一的贯彻下去。
换了神宗皇帝与王安石来，绝对不行，神宗性格还不够果决，他的犹豫导致了王安石几起几落；王安石则不够彪悍，他对政敌过于温和，使得反对者得以保存，反对的力量过于强大。
而赵煦、章惇、李清臣、张商英等人恰恰符合了这些条件，可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这个君臣组合量身打造的。
赵煦多年来被压抑、被忽视，使得性格上坚韧甚至说是偏激的因子深入骨髓，他信任一个人可以信任到死，恨一个人也可以恨到死，原来的历史已经证明，他绝不原谅、绝不宽恕、也绝不妥协，无论对内或对外，始终如一。
而章惇就是一把绝世神兵，他的坚毅胜于赵煦，他的忠诚从一而终，只要他认准了的事，虽千万人，必砍开一条血路，眼里的世界黑白分明，对反对者从不会手软。
李清臣，为了新政，不计个人荣辱，明知事不可为，仍毅然站出来独战千军，坚守自己认同的理念，任你十年贬谪心志不移。
张商英，别的不论，敢于站到赵煦面前让他干掉他奶奶，光这一点就知道他有多彪悍。
蔡京，不管后世如何评论他，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，直到死，他还在坚持施行新政，赵佶登基，崇宁元年（1102）到崇宁五年，蔡京为相推行新政，把大宋搞得风生水起，《重刊兴化府志》称这段时期‘时承平既久，帑庾盈溢’，可惜崇宁五年‘彗出西方，其长竟天’，踌躇满志的蔡京被一颗突如其来彗星打败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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